指揮這一行(四)——作曲家
Inside Conducting (4)
— Composers
作者:克里斯多夫·席曼(Christopher Seaman)*
某當代音樂節期間,三首新創作的交響樂作品正在排練中。作曲家之一突然衝至台前,打斷了指揮,指責說速度有錯。“走開!”指揮答道,“這不是你的作品!”
上述軼事或許聽起來有點逗,但實為誤解。我發現,作曲家對自己的音樂,憑聽覺判斷都是非常敏銳的,但落實到寫譜上,就沒那麼嚴謹了。作曲家如能給出清晰而實用的指示,對於還原曲譜風貌至關重要。
有些作曲家對聲音平衡性的把握不太準,因為他們有時會疏漏於某些樂器音量天然偏響的事實。比如,長笛在低音區的獨奏很難被聽到,如果全體銅管為之伴奏的話。此外,協奏曲的伴奏聲部通常都太響,這讓我想起兩位在世作曲家譜寫的兩部優秀的小提琴協奏曲。在我最後一次指揮這兩首曲子時,我修改了多處強弱標記(比如將“中強(mezzo forte)”改為“弱(piano)”)、去掉重複的管樂聲部(即一隻管樂可以奏出的,就不再用兩隻)、減少某些部分的弦樂量,還偶爾利用休止,樂譜管理員(librarians)再將我在總譜上的標記一一謄寫到分譜上。後來這兩位作曲家都聽了彩排,他們驚訝的發現,聲音的平衡都恰到好處,但我決定不向他們透露背後的原因。
很多作曲家在過早的地方標記了“漸強(crescendos)”,結果使樂團的聲音提前上漲,且音量過大,本該是高潮的地方卻未達到效果。音量大的樂器尤其需要延緩漸強。
曲譜標記要合乎實際:拍號要便於識讀(如寫成4/4而非4/16),弦樂譜中能寫成升號的地方就不要用降號,顫音相距一度還是半度也要標記清楚。所有樂器分譜上的強弱、連線、跳音標記等,均要一致,否者彩排時會遇到無窮無盡的問題。
對於每種樂器的特性,有的作曲家很了解,有的卻會給所有樂手寫出“鋼琴樂”,甚至“數碼音樂”。雖然對當今的音樂家而言,已經沒有什麼不能演奏的了,但具體到每件樂器,各自有其特色,而這特色與樂器自身的局限有一定關係。為每件樂器量身譜曲,可以創造出特有的音質和音色。試想德彪西的長笛、勃拉姆斯的圓號、以及柴可夫斯基所有的配器吧,還有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作曲家們,如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本傑明·布里頓(Benjamin Britten)、約翰·科里利亞諾(John Corigliano)、托馬斯·阿德斯(Thomas Adès),都證明了為每一門樂器“量體裁衣”也是可以創作出當代音樂風格的。
“發發善心,給他們一點活幹吧!”作曲家愛德華·埃爾加(Edward Elgar)說。音樂家們會對曲子感興趣的——如果他們各自的聲部既有意思、又有挑戰性(但能被演奏),而且在整首曲子中佔有重要分量的話。他們所討厭的是,在練習了成千上萬的音符之後,卻發現那都是些聽不見的部分。此外,他們還需要合理程度的休止小結。
按時交譜很重要。作曲家是有義務在承諾的時間內將總譜和分譜交給指揮、樂團、以及(尤其是)長期勞苦中的樂譜管理員的。分譜需通篇檢查,因為一旦出錯是很惱人的,而且會浪費彩排時間。電腦軟件可明白無誤的做好這一切,如排出適時的翻頁之處、給出有聲提示、以及在突出位置標出彩排所需的分段字母或數字(並非每10小結分段一次)。譜子每一頁乍看起來要舒服,識讀起來也要舒服。
在歷史上某一時期,所有作曲家也都是指揮家,這兩個行當是合二為一的。在瓦格納(Wagner)之後,這兩行分化開來,指揮變得更像一種特殊技能了。不過,在二十世紀,許多指揮家仍堅持作曲。奧托·克倫佩勒(Otto Klemperer)曾說,他希望“以指揮家和作曲家的身份家被世人銘記”——他可不是開玩笑的。安德烈·普列文(Andre Previn)、萊夫·賽格斯坦(Leif Segerstam)、埃薩-佩卡·薩洛寧(Esa-Pekka Salonen)在這兩行均取得極大成功。有些作曲家苦惱於自身在指揮方面的局限,但仍偶爾不得不為之,以將自己寫的作品演出來。我曾與眾多作曲家兼指揮合作,也見識過眾多此類雙料人才,其中最優秀的當屬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其指揮與作曲同樣出色。本傑明·布里頓(Benjamin Britten)的指揮清晰易懂、切合實際、亦不乏藝術性,亦著實令人印象深刻。奧利弗·克努森(Oliver Knussen)、德瑞克·飽吉瓦思(Derek Bourgeois)、還有托馬斯·阿德斯(Thomas Adès),都是傑出的指揮家。威廉·沃爾頓(William Walton)、邁克爾·蒂皮特(Michael Tippett)則有所局限(尤其是在節奏把握上),在他們的指揮下演奏是有些嚇人的。我曾見識沃爾頓指揮他自己作品,在那場音樂會上,有些難點節奏處演砸了,沃爾頓最後氣沖冲的離去,發誓再也不寫5/8拍了。
許多作曲家寧可不指揮自己的作品,假如有技藝過硬的指揮可擔當此任 、使作品演出達到作曲家要求的話。這意味著指揮要通曉樂譜、彩排到位、指令清晰無誤、還要能對個別地方作出微調。作曲家一般對修改建議持歡迎態度,因為他們需要了解,從指揮的角度是如何看待作品的。作曲家希望指揮有自己的演繹,能賦予作品個性,而非義務似的復現寫在紙上的東西。
就指揮而言,演繹新作品是令人激動的,也是值得的。若只上演過世作曲家的作品,會威脅到作曲這門藝術本身的前景。當代音樂曲目如果挑選得當、演奏也教人信服的話,將會鼓舞觀眾、樂團和指揮。 對待新作品應和對待貝多芬交響曲一樣,需下同等功夫。
如果你在某交響樂團任首席指揮的話,是有可能委約新作品的。這既成全了作曲家,同時也為你及你的樂團增光,因為在你的指揮棒下有可能誕生出一部大師之作。
演繹一些複雜的現代作品,使我在指揮傳統標準曲目上受益。由於需要迅速吸收新音樂的內容、且給出清晰指示、還需聆聽所有細微之處,我的工作因而得以全面提升。不過我也感謝上天,使我有絕對音感(perfect pitch)。
對於一首新作,其演繹者並非總是最好的評價者。若作品難度高、需付出巨大努力,而在“那一夜”確實演得很好的話,指揮和樂手們自然會有極大的成就感。不過,“難道演得不好嗎?”和“這難道不是一部好作品嗎?”之間,意義差別細微,因此有些不大受公眾歡迎的作品,卻屢屢上演。
【翻譯:譚譚(譚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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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多夫·席曼(Christopher Seaman, 1942-)早年曾擔任英國倫敦愛樂樂團的定音鼓首席,之後被任命為英國廣播公司(BBC)旗下蘇格蘭交響樂團首席指揮,其以指揮身份活躍於國際樂壇長達四十餘年,目前是美國紐約羅切斯特愛樂樂團(Rochester Philharmonic Orchestra)終生桂冠指揮。本篇譯自席曼2013年著作《指揮這一行(Inside Conducting)》(p.157-159,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 譚譚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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