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保利劇院的“飛升”(下)

2018年9月保利劇院公司高調舉行了新演出季的簽約發布會。(圖片來源:保利劇院公司官網)

論保利劇院的“飛升”(下)

作者:譚譚(譚爍)

利(劇院公司)“飛升”後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按照慣例,保利(即“保利劇院公司”,以下同)每接管一家劇院,都會在當地成立附屬公司,並通過該公司對劇院進行直營管理。由於絕大多數上演的劇目都是由北京母公司(即“保利劇院公司”)統一物色採購、統一調度巡演、並統一組織營銷,因此其旗下的劇院,充其量只是一個可供表演的場所——即演出場館,而非藝術機構;劇院裡也只有聽命於母公司的管理者,而無自己的駐院團體、亦無藝術總監。換句話說,當越來越多的劇院加入保利院線,也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劇院失去了塑造“靈魂”——即塑造自己藝術特色——的機會

保利“演出季”的策劃,是先將劇目機械的劃歸為三類,即國際皇家級或國內中央級院團的劇目(A類)、獲省級以上最高獎項的劇目(B類)、以及實驗話劇和小型表演(C類),然後按比較平均的比例(如 A類30%,B類40%,C類30%)分配給各地劇院。由此可以預見,隨著保利院線的擴張,中國各城市上演的劇目將日趨雷同,畢竟,同一劇目巡演的場次越多,成本越低。這也印證了保利文化集團(即保利劇院公司上級公司)在2014年招股章程中所概括的:“我們劇院網絡的戰略性佈局使我們能夠在短時間內用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為廣大地域的觀眾提供演出,有利於我們安排日程表,使回報最大化和市場影響力得到提升。”

接管了地方劇院之後,保利會按照自己制定的“保利式”標準來管理,這很難真正培育當地政府管理劇院的能力(當然,保利也沒有這個義務),因此,劇院受託管的時間越長,反而越會增加當地政府對保利的依賴——至少過去16年來,還沒有哪一家被保利收入囊中的劇院,被移交給當地政府管理。這一依賴性,也埋下了保利在續約劇院委託合同時要價的隱患。值得一提的是,不論保利要價幾何、地方政府出資幾何,買單者終歸是納稅人,而這筆稅金流向——儘管是作為政府採購公共服務的花銷——依然不甚透明。目前可以查閱得到的,僅有河北省政府去年11月對保定市關漢卿大劇院運營管理項目的採購結果,其公示了保利將收取為期三年的管理費共計4740萬元。

此外,由於保利掌握著中國巨大的劇院資源,而且對劇目上演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其已不可避免的成為演出團體、經紀公司、乃至製作人競相攀附的對象,而最終敲定的、能呈現給中國觀眾的劇目,想必都是經過反复權衡比較的結果。這背後有多少主觀因素施予影響,不得而知,但有一條客觀標準,是保利一貫遵循的,即演出要積極配合國家戰略和愛國主義教育。從保利發布的2019/2020演出季項目可見,有關“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協同發展”、“建國70週年”等主題演出是最為重要的。可以說,保利院線也承擔著向民眾進行政治宣傳的角色。另一個顯著例證是,文革時期的樣板戲,如《紅燈記》、《紅色娘子軍》、《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等,至今仍在保利各地劇院上演。

保利(劇院公司)2019年度工作會議現場。(圖片來源:保利劇院公司官網)

保利的“飛升”,是近十餘年來中國劇院發展的一個縮影。與其競爭的——如中演演出院线和聚橙劇院院線,也都在“飛升”之中。不過,如果說中國的演出市場只掌握在幾家院線的高管手中,也不盡然,全中國目前還有上千家未納入院線而分散在各城市中的劇院1,也許它們目前的影響力不及保利之萬一,但它們今後若繁榮,或許才真正稱得上中國劇院的繁榮,因為劇院可敬的價值,不是靠耗費公幣以成為某院線的私屬,而是在求存的同時,以獨立的藝術特色,潤澤一方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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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保利劇院的“飛升”(上)


© 譚譚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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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據道略文化產業研究中心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全中國已有專業劇場121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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